1934年葛维汉（左四）与考古队在燕家院子发掘现场（四川大学博物馆供图）

燕家院子

当车驶过三星堆一、二号器物坑遗址，拐进旁边一条小道后，1986年那次发掘的领队、三星堆考古工作站前站长陈德安开始变得兴奋起来。与三星堆博物馆周边全是农家乐的热闹的主路不同，这里是一幅平静的村庄景象，大片的稻田，正赶上收割的时节，光着膀子的农民把稻谷撒到水泥路面上晾晒。

车继续向前行驶，陈德安指着路边一处与周围别无二致的杂草堆说，我们从这里先经过古壕沟，然后是古城墙，就进入当时的宫城了。在1986年发掘之后的30年里，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对三星堆遗址周边的土梁埂又进行了发掘，发现了古城墙的位置，也确定了以古代宫殿区为核心的遗址区域。

不过在将近一百年前，当地人并不知道这些小土坡便是古老的三星堆城墙，尤其是那一道斜在古城中心位置的月亮湾城墙，从外表看只是个半圆形的弯曲土坡，好似一轮明月，所以在一百年前被当地人称作“月亮湾”。而月亮湾南面不远处有座小山，有三个小圆山丘，当地人则把它们视为星座，称这些土墩为“三星堆”。1934年，三星堆遗址最初的发掘者葛维汉（David Crockett Graham）来到这里后，也没有看出这些土堆底下会埋藏着巨量的古蜀文明遗存，不过他发现了一些端倪，他的日记里说，他在看到月亮湾和三星堆后感受到了一种神秘力量——风水。“附近这块土地是显著而强烈的风水之地，并且是广汉的风水中心。若能观察到它的正确方位，我们认为该地的风水是极强烈和非常有益的。反之，做了错事，风水就要伤害人。”

车沿着小路再往前走，就能看到一片宅院，燕开建的家紧挨着小路和灌溉稻田的水渠。这里被叫作燕家院子，因为燕家一百多年来一直住在这里，如今燕开建和他的五兄弟七姊妹是左邻右舍，已经有了重孙子。燕开建几乎褪去了农民的影子，他腰板挺直，叼着烟嘴，被无数媒体采访过的他聊到三星堆时侃侃而谈，随口就说出“新石器时代”这样的词。在问起最初三星堆遗址的发现地点时，他熟练地带着我走到自家墙根，一跃蹦到了草丛里，“就是这里”。

燕开建站在曾祖父1929年首次发现三星堆遗址的地方（蔡小川 摄）

1929年春，他的曾祖父燕道诚和祖父燕青保正是在这里为自家水渠挖蓄水塘时，偶然从沟底挖出了一块玉器。燕道诚并非普通农民，秀才出身的他一眼就认定这是好东西，于是默默将土填回去，待到夜深人静后，再回来将它挖出。圭、璋、琮、璧，燕家父子陆续挖出来400多件玉石器。孰料自打宝物进门后家中连遭厄运，父子相继染病，一年后，燕家决定破财消灾，遂将部分宝物或送人、或出售，一时间“广汉燕家有宝玉”的消息盛传坊间。

消息传到了在广汉传教的英国传教士董宜笃（Archdeacon Donnithorne）耳朵里，董宜笃是剑桥大学的博士，能说一口流利的中文，对中国文化感兴趣，他从燕家要走了五件玉石器，存放于当时成都教会学校——华西协合大学（简称华西大学，后文全部用其简称）的博物馆内。三年后，刚刚出任华西大学博物馆馆长的考古学专家、美籍教授葛维汉在整理博物馆馆藏时看到了这些玉石器，他立刻意识到这些东西很古老，具有考古学价值，于是联系董宜笃，带着考古队去了广汉。

直到1986年，三星堆遗址首次发掘52年后，三星堆文化才被世人熟知（敖天照 摄）

葛维汉外国人的身份太敏感了，不过广汉县县长罗雨苍是个开明之人，为他申请到了挖掘许可，并派了80名士兵保护他们。他们在燕家院子期间，附近村庄发生过好几次绑架富人索要赎金的事件，于是他们白天发掘，晚上更换不同的留宿地点躲避土匪。

十天的发掘工作，出土器物及残件600余件，葛维汉据此写下《汉州（广汉）发掘简报》，成为历史上第一份三星堆遗址考古发掘报告。葛维汉将出土陶器、玉石器与安阳殷墟、渑池仰韶村、奉天沙锅屯出土器物的器形、纹饰进行了比较，认为存在着一个与中原保持联系的当地文化，推测其年代约在新石器时代末至周初，约为公元前1100年，并因此提出了“广汉文化”的概念。在发掘过程中，葛维汉就发现，他们挖的每处探坑，离地表很浅的地方都发现有文化堆积层，如果继续发掘，还会有大量陶片、玉石器等器物出土，但“这些只有待未来的考古学家们去清理发掘”，葛维汉在考古简报里这样写道。

实际确实像葛维汉预言的那样。燕开建告诉我，他小时候，也就是四五十年代时，还能在附近的田间沟渠里捡到破损的玉石器。家里堂屋中间的祭台上摆着爷爷捡来的玉琮，巨大的石璧被放在米仓地上当作谷物的防潮垫。50年代初，为了响应国家号召，爷爷把家里剩下的玉石器全部上交国家，和大哥一起将大石璧绑在鸡公车（手推车）上推到广汉市。而三星堆则在经历了1956年的地下文物普查、1963年冯汉骥发掘之后，终于在1980年迎来了全面发掘，1986年发现“祭祀坑”，2012年发现“宫殿坑”，由此出土大批青铜器、玉石器，成为人尽皆知的三星堆。

如今在三星堆博物馆的展厅中，第一部分展品依然会是燕家院子出土的玉石器，位置排在那些著名的青铜器之前，大石璧上刻着燕家人的名字，证明着这段历史。每次讲解员说到整个三星堆的发掘史，都会从葛维汉开始讲起。那葛维汉到底是谁？

1986年，四川省考古研究所考古人员在修复刚出土的象牙（敖天照 摄）

从传教士到人类学家

葛维汉的外孙克里斯托弗·胡根戴克（Christopher Hoogendyk）告诉我，尽管葛维汉的一生有过多种身份，教育学家、语言学家、宗教比较学家、文化人类学家、艺术品收藏家、生物学家、考古学家，但葛维汉最初是以传教士的身份来到中国的，只不过他是“少有的受到科学家尊重的传教士，以及少有的受到传教士认可的科学家”。

葛维汉出生在基督教家庭，早在惠特曼学院上大学时就决定献身基督，成为传教士。随后他进入纽约罗彻斯特神学院学习，曾影响过马丁·路德·金和图图大主教的卢申布西（Walter Rauschenbusch）教授也深深地影响了他。卢申布西倡导基督教人文主义，认为传教不仅仅是传播福音，更为重要的是帮助他人。

1911年，葛维汉与妻子艾丽西亚·莫雷从旧金山乘坐蒸汽轮船抵达上海，那是一个动荡的中国，他们在跨太平洋的轮船上得知发生了推翻清朝的辛亥革命。在经过了一年的中文学习后，他们从上海乘轮船来到四川叙府（今宜宾），自此开始了长达36年的四川生活。

“他相信要帮助穷人，帮助病人，所以他也的确身体力行地在关心、帮助别人。”胡根戴克对我说，这也是为什么即便葛维汉在中国经历了军阀混战、袁世凯称帝、五四运动、北阀、抗日和解放战争，他在当地却从来没有遭受过暴力对待。

20世纪初的四川是基督教在中国传教活动的重要地区，1910年时，英、美、法、加等国在四川设有13个教会，传教士515人，所建医院、药房、学校、孤儿院、救济所近千处，发展的教徒数量排在全国第三位。葛维汉在叙府的最初几年专注于传教士的工作，他多次到珙县，住在苗寨里，给学校赠书、任教、修运动场，带着苗族学生去成都读书。不过几年后他的兴趣就转移了。

1934年玉石器从燕家院子出土后便在华西协合大学博物馆做了展览（四川大学博物馆供图）

当时他看到欧洲各国传教士在四川搜集动植物和历史标本，并将这些标本送到欧洲博物馆，于是他给美国史密森学会写信，后者同意出资聘请他为标本收集员。此后的20年里，在四川各地传教的同时，葛维汉进行了14次历时数月的长途旅行，为美国国家博物馆收集了4万件鸟类、昆虫、爬行动物和哺乳动物标本，其中9个是以他名字命名的新品种。他说过，“如果我见不到别的什么，光是看见眼前的景色也值得我远远地走这么一趟”。

葛维汉坚持为自己所进行的探险活动记下详细的日记，这些日记被保存在史密森学会档案馆。通过这些日记，我们可以发现他的兴趣在20年代中期又开始转移了。1923年他第一次去打箭炉（今康定），虽然此行的目的是搜集生物标本，但他不禁对当地藏族的喇嘛庙、节日和宗教着迷。松潘、黄龙沟、峨眉山、瓦屋山之行同样如此，他以搜集生物标本为名，记录下大量少数民族部落及其文化风俗。他开始翻译佛教和道教的书，也曾在文章里试图用英语解释金石学和阴阳理论。这些对宗教的兴趣，都成了他从传教士转向人类学家的催化剂。

1926年，他在返回美国度假期间整理了这些年的笔记，在此基础上完成了自己的博士论文《四川省的宗教》，同时他又开始在芝加哥大学学习初民心理学和文化人类学。当再回到中国时，他已经写出了三篇小型民族史作品，兴趣从动物世界转向了人的世界。随着不断深入了解当地少数民族，他也在思考怎样保护少数民族的语言和文化免遭现代化的影响而消亡。

1930年发表的《叙府寺庙》就是如此，他感到当地寺庙有可能会被拆除，便用最笨的方法将每座寺庙都列入名单目录，对佛寺、道观和其他庙宇进行统计，并对庙里的神像进行了描述。“不必罗列出结果，这些记录下来的名字就能自己说明自己了。”这种担心甚至让他对自己的传教士身份产生了犹豫。秉持文化相对论的人类学家们，最害怕自己前往一个原始村庄做田野调查后，带来的变化将导致一个独特社会在现代化面前彻底崩溃。他们认为，积极介入、干涉当地文化的传教士往往是破坏性的，应该保持不介入。

三星堆遗址附近一个考古工地的工作现场（蔡小川 摄）

葛维汉在一篇题为《基督教葬礼上的香火》的文章中表达出自己的这种矛盾。他发现，在中国人开设的基督教教堂里，会有人烧香。文章由此展开，讨论如何处理这种微妙局面：如果外国教士把香拔了，就会激起中国人对外国教士的愤怒，因为这触动了中国人的祖先崇拜。葛维汉在文章中详细解释了烧香对中国人意味着什么，并提出了一连串发问：“如果中国的基督教堂里烧香，那么怎么向其他地方的基督教徒解释呢？未来历史学家会如何看待这种习俗？非基督教徒中国人是否会因为看到基督教堂里烧香而将基督教与其他迷信混为一谈？有没有更好的办法，既保留烧香又能体现新的价值？”

葛维汉深受美国文化人类学之父弗朗兹·博厄斯（Franz Boas）的影响，后者认为，一个文化的历史表明了这种文化模式的起源，而只有通过了解这些起源，才能真正理解这种文化。由于担心自己所代表的西方价值观会影响对这一文化的真正判断，每次田野调查，葛维汉都会大量搜集人类学样本，并翻译大量诗歌、传说，但并不急于对这些风俗文化做出结论。他所做的就是搜集素材，等后人有了更高的理论能力再做解释。

就在发表《基督教葬礼上的香火》的同一个月，葛维汉离开中国，返回美国，开始了在芝加哥大学和哈佛大学总共长达两年的学习。等再返回中国时，他已经开启了自己人生的下一篇章，被任命为华西大学博物馆馆长。

刘章泽作为实习生参加了1986年三星堆“祭祀坑”的发掘，现在是德阳市考古队队长（蔡小川 摄）

（文/张星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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