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2018年7月6日，中美贸易战打响的日子，写下这段文字的时候，是中国的早晨，美东时间与北京时间有12个小时的时差，美国还没进入到7月6日。这就给我们制造了一个难题，谁来打响贸易战的第一枪，可能是思量再三，中国政府决定突破惯例，在中午12点的时候宣布开始征收关税，以不得不应战，却绝不打响第一枪的形象示人。

贸易是否能够带来好处？对于我们的改革开放40年而言，的确如此。中国最多时候积累了4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这都是靠贸易顺差获得的。但同时，这笔钱又是我们辛苦劳动创造的，我们出卖自己的体力，出卖自己的资源换来了外汇，如果没有贸易，我们创造的这些财富，也能以其他的方式表现出来，所以很难说是贸易创造了财富。毕竟财富还是应该是劳动创造的。

这不由使人想到经济学史上有关贸易的种种争论。 日不落帝国还远未形成它庞大版图的时候，英国人边开拓海疆，边形成了“重商主义” 的经济学思想体系。17 世纪这一经济学家群体中，托马斯•孟是最有代表性的，他是这样阐述的“我们应该观察到这样一条规则，即增加国民财富的通常手段是对外贸易，我们销往国外的商品的价值应远超过我们消耗对方商品的价值。我们的商品存货如果未能返回仓库就必然给国内带来财富”。重商主义兴起于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的过渡时期，那时的世界尚未进入到工业革命带来的生产率水平大爆炸时代，即便因贸易多换取了一些金银，刺激了生产的发展，但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很快被人口的增长吞噬，贸易盈余显现出的成果也只能是“零和”的，贸易盈余换来的黄金白银导致国内物价上涨，国民生活水平并未提升。

直到贸易的累积效应显现，大卫•李嘉图用比较优势学说论证了贸易为双方增加了财富，重商主义才销声匿迹。李嘉图最著名的著作是《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这本书引入了比较优势理论。根据李嘉图的理论，即使一个国家在所有制造业中比其他国家更加高效，它也能够通过专注于其最擅长领域、与其他国家的进行贸易交往而获取利益。当时英国刚制定了《谷物法》，向海外农产品进口征关税，李嘉图反对国家经济中的贸易保护主义。他认为向农产品征收关税会降低国内土地的产出并且使地租升高。这样一来，大量的补贴会转移到封建地主手里，而远离工业资本。因为地主倾向于将财富浪费在奢侈品上，而不是进行投资。后来，英国国会废除了该法。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是现代自由贸易的基石。

20世纪重商主义复苏，凯恩斯就认为，当货币流入增加商业投资时，国家可以通过贸易盈余的方式为国民创造就业机会，提高收入。日本和东南亚“四小龙”的崛起也为重商主义提供了新的例证，这些国家和地区或多或少的用行政手段鼓励出口，抑制进口，从而促进了经济的长期增长。 

宏观经济学中有一个恒等式，贸易顺差等于资本流出。宏观经济学中还有一个恒等式，那就是储蓄等于投资与净出口之和。如果一个国家的国内储蓄大于其国内投资，就表现为出口大于进口，即出现贸易顺差；反之，如果储蓄小于投资，出口则小于进口，即出现贸易逆差。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乃至我国，经济起飞阶段储蓄率都高居不下，这个意义上，储蓄率和重商主义又挂上了钩。 

这一点可以更用更形象的语言解释。国家的储蓄和私人的储蓄实际上没什么差别，总是要借出去的。一个国家储蓄能做什么呢？宏观经济学的等式显示出，它有三个去向：一个是国内投资，借给国内的企业家；一个是政府赤字，借给政府；还一个就是净出口，也就是顺差，借给外国人。储蓄超过投资了，政府又没有赤字的情况下，储蓄也就只有借外国人，就是所谓顺差。相反，如果国内储蓄率过低，国内储蓄小于投资，钱不够用的时候，就只有向外国人借，就是逆差了。这一点，美国人显然是逆差的代表。美国政府债务已经超过其GDP，达到了全球GDP的四分之一。

观察美国长期的储蓄率走势，除了 1929 年大萧条后的异常下降和 1941 年到 1946 年 二战中的异常上升外，在 1947 到 1984 年长达 37 年的时间里，美国居民储蓄率都维持在 7% 到 11%左右。但是，从 1984 年开始，美国居民储蓄率呈现出一种趋势性下降的态势。从 1992 年开始，甚至储蓄额也开始下降。2005 和 2006 年连续两年，美国居民储蓄率均为负值，2005 年为-0.4%，2006 年进一步降低到-1%。负值意味着美国人不仅花光了他们的税后收入，还动用了点儿积蓄。西方国家中储蓄率接近零水平的还非只美国一家，至少还有日本、英国和加拿大等体量颇大的经济体。日本，1996 年居民储蓄率还高达 12%，2005 年则降到了 3%； 加拿大则从 1993 年的 12%降到了 2005 年的 2%以下。 在“储蓄——投资——顺差——外汇储备”的链条里，西方国家储蓄率的大规模下降显然和亚洲金融危机以来亚洲各国大量出口，扩大外汇储备有关。

至今，亚洲各国外汇储备已经占了全球一多半，仅我国就占三分之一。按照李嘉图的比较优势学说，出口的确带来了进口国和出口国财富的共同提高，但问题是，全球财富的标准和几百年前虽有很大不同，但仍是集中在几样货币中，尤其是美元、日圆和欧阳等西方国家的货币，其这些国家多为逆差国，因而带来了比金银等限量的货币更大的危害性。重商主义的全球大规模复苏，带来的“零和”色彩也越来越厚重。 

迄今为止，解释亚洲国家经济超长增长的理论多注重后发优势，即追赶效应。技术扩散帮助追赶国际劳动生产率迅速提高，从而形成比较优势。对于小国，比较优势的确能迅速带来自身的起飞和持续增长。但对于大国或者第三世界国家群体，却远没有这样幸运，资本和货物的单向流动必然触发一个“临界点”，两败俱伤。

在中国的外贸增长史上一定少不了这样几个数字：1978 年，中国的外储仅1.67 亿美元； 1996 年，外储突破1000亿美元；2006 年10 月，外储突破1 万亿美元；2009 年，外储突破2万亿美元；2011 年，外储突破3万亿美元。与之相对的是贸易数据：2005 年，贸易顺差一举突破1000 亿美元；2007 年，突破2000 亿美元；2008 年更是接近3000 亿美元，如今早突破了4000亿美元，但也再难升上5000亿美元，而是逐步收窄了。

贸易顺差还有一个事实，中国长期 对美顺差，而近来却对其他贸易伙伴基本保持平衡。据中国海关统计，从1993 到2009 中美贸易额从276.5亿美元增加到2982.6 亿美元，其间中国对美国贸易顺差额超过1 万亿美 元。另据海关统计，2010 年中美贸易顺差为1812.66 亿美元，在当年中国贸易顺差中的占比高达99.0%。即使贸易大战当前，这种状况也没有改善。

中国制造行销全球，可为什么几乎所有的顺差全部来自美国，这本是一个不算问题的问题。贸易的本质是交换，交换就需要有等价交换的基础，比如生产力低下的地区想购买我们的高铁列车，它就需有同样价值的农产品做交换，可国际市场上农产品凝固的价值是如此之低，它们换不起高铁，贸易也就没有了基础。除非是我们贷款给它们，待它们发展起来再偿还。如今“一带一路”，亚投行的很多贷款就是在这个思路之下发放的。可中美之间的贸易关系却很难用物物交换的常理来形容。因为美元是全球都倚重的交易货币，美联储印钞，海外消费者使用，投资者储存，美国人负债消费，这已经成为自布雷顿森林体系解散以来国家货币和贸易体系中的一个显著的循环。换言之，也只有美国人有权利“赊销”。

今天的信就写到这里，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