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同事土摩托是个旅行家，去过很多的地方。给他印象最深刻的恐怕就是在巴布亚新几内亚被抢劫的经历，这个太平洋上的岛国，对旅行者而言，是全球最不安全之所在，他在国会大厦门前竟被人用刀抵着抢走了相机和机票，当然，机票等于是被当地的航空公司给抢劫了，拿不出纸质机票，他们也不给他退款，并且私下里说就是不想退钱。当地人大多虚胖，营养不均衡，只吃淀粉制食物导致的虚胖。土摩托说，这里的人是如此贫穷，就是因为没有人肯投资。官员非常腐败，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都不敢在那儿轻易发贷款。

很多地方的穷人饱受启动资金缺乏之苦。在一个普遍缺乏资金的地方，资本可以换来大量廉价的劳动力，购买到资源，对开工设厂极为重要。发展经济学认为，投资是经济起飞的最重要的助推剂。但投资并不是越多越好，经济景气绝非资金砸出来的。经济学里有一个基本概念，叫做边际效用递减，它是指在一个以资源作为投入的企业，单位资源投入对产品产出的效用是不断递减的，换句话，就是虽然其产出总量是递增的，但是作用却不是同比例增加的，而是每新投入一单位的资源，成果却在不断地递减。

人们常常用吃馒头来形象地讲解边际效用递减，把这个深奥的经济学规律平民化。一个饥饿的人当他得到第一个馒头的时候，一定是狼吞虎咽的，这个馒头对他而言一定是天下最好的美味，当他吃第二个馒头的时候，感受就未必这么好了，直至到最后不得不咽下去的时候，干巴巴的馒头对口腔对食道对胃都是一个负担了。

改革开放之初，中国连高速公路都没有，北京去一趟云南坐火车得三天两夜，宝成铁路、成昆铁路这个被誉为世界铁路史上的壮举，写进了教科书。这个时候，一旦有了资本积累，我们的确有很多特别讨巧的工程，千年来的蜀道难一下子就改写了，可以说是事半功倍，极大地利用大自然给我们造就的资源的潜力。三峡工程可以说是投资于大自然的集大成者，它不仅能够发电，还能够调蓄洪水，减少下游的防洪压力，更能够抬高水位，便利通航。虽然对生态的影响是不可逆的，短期看这样一举三得的，在经济利益上具有如此高的性价比的工程，全世界都难找。

南水北调的中线工程也堪称是妙笔生花的设计。中国的地理地势特征由西到东基本上是三级台阶，青藏高原是世界屋脊，中部的山地则崇山峻岭，山地向东过渡的是丘陵缓坡和黄土高原，到了东部沿海则是河流冲积的平原。水利工程师们正是利用了这样一个地势特征，沿着中部山地伸向平原的余脉，利用一百多米的高程差，构筑了从丹江口水库向北京和天津的自流运河，引汉水入京津，以此解决北方的水资源的紧缺。

但这样的地利，可谓可遇不可求啊。南水北调还有一个一期工程，是沿着古时候京杭大运河的路线从长江向山东半岛调水，可这个南水北调东线通水3年，累计调水才11亿立方米，实际上它每年的设计调水标准75亿立方米。自2013年年底通水，长江从来不缺水，且受水区连续大旱的情况下却每年却仅几亿立方米的输水，这不能不说是失败。这其中原因不难找：中线调水，利用的是丹江口水库150米高的水位与北方平原不足50米高程形成的高差，水是自流下来的。而东线工程从长江下游的平原调水，需要用强大的水泵提升水位，把水从低处逐级抬高，才能往北流动。驱动水泵要耗费巨大的电力，谁来支付电费呢？当然是受水一方。于是乎，工程一开通，我们就看到南水价格太高、下游用不起、不愿用的报道。首次通水结束后，水渠就关闭了，以后每年只是完成任务式的开启闸门，象征性地通几次水。国家耗费天文数字的水利工程却闲置在那里晒太阳，可谓巨大的资源浪费。

类似的，我们还可以找到更极端的例子，最近看了一本《中国国家地理》，这本杂志有半本篇幅都在宣传一项叫做红旗河的工程，支持者宣称，他们可以用4万亿元的投资，建设一条，把西藏高原雅鲁藏布江的江水引到新疆的通天运河，把那里变为又一个鱼米之乡，这样浩大的工程，键盘侠也就是纸上谈兵而已。仅就能源消耗而言，把雅鲁藏布江的水搬越世界屋脊，恐怕就是一笔天文数字的电费，更不用说钻透青藏高原，打通水流隧道的工程难度。我们虽然在高原上建起了铁路，但那是在地表上建设的；我们虽在西南的崇山峻岭上开掘出铁路隧道，但那是交通往来的旅客和物流付费的。而汩汩的高山雪水流向新疆沙漠，谁为这些天价纯净水付费呢？新疆的农场主么？无论在长江下游的鱼米之乡还是在新疆的广阔棉田，农作物种植都非暴利产业。

所以从总体上说，我们的投资与基础建设设施的收益是越来越小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的统计显示， 2008～2017年的中国的投资边际效率是5.61：1。1998～2007年是4：1，最低的时候是2.83：1。到了现在，确切地说2017年，每增加1元GDP，大致需要6.9元投资。中国如今的经济问题，很大程度上出在了投资依赖上。

国家统计局公布GDP的时候，我们能看到每年全国用于固定资产的投资额。投资最终会以GDP,即国民产出的形式表现出来。正常情况下固定资产投资不会大于GDP。但固定资产投资包括一些土地及旧设备、建筑的交易，这种交易并未创造成果，并不计入GDP。所以，固定资产投资并不一定是最终产品，不是固定资产投资越高，GDP一定就越高。但投资与GDP的比值，的确反应了我们经济活动中投资的重要性，这也被称为投资依赖度，在投资依赖度逐年加大的情况下，2014年来，我国投资依赖度已达80%，而1986年，投资依赖度只有16%。

改革开放40年，我们出现了三个投资高潮，一次上世纪90年代初，轻工业大发展，一次是本世纪初，中国加入了WTO以后，制造业获得了空前的机会，如今则是第三轮投资高潮，前两轮投资现在看来都是颇为有效率的，中国由此成为了世界制造业的中心。如今的投资，这是一轮铁路公路基础设施建设的大爆发，投资主要发生在那些中西部的腹地，很多城市的投资额都超过了当年的GDP总量，这却是让人颇为忧虑的。比如北上广深这些一线城市，投资依赖度普遍不高，基本在30%以下，可剩下的广大的中西部地区，那些二三线城市，甚至是地级市、县城和乡村，处处都是大工地，投资依赖度是如此之高，未来将会形成多么多的资源浪费，这些坏账要如何去消化呢？

今天就写到这里，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