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都试图应用他的资本，来使其生产品得到最大的价值。一般来说，他并不企图增进公共福利，也不清楚增进的公共福利有多少，他所追求的仅仅是他个人的安乐，个人的利益，但当他这样做的时候，就会有一双看不见的手引导他去达到另一个目标，而这个目标绝不是他所追求的东西。由于追逐他个人的利益，他经常促进了社会利益，其效果比他真正想促进社会效益时所得到的效果为大。” 

这段文字，真可谓云里雾里，为各种不同种类的解读，都提供了素材。还好，在接下来的一本书《道德情操论》中，斯密又具体化了，在解释追求财富和奢侈的欲望怎样促使人们去从事巨大的工业生产时，斯密指出，通过所有这种努力而变成富有的人们，只能消费他的努力所生产的粮食的一小部分；其余的粮食需支付给为他服务的人们。尽管生性自私和贪婪，虽然他们只图自己的方便，虽然他们从其所雇用的千百万人的劳动中所要达到的唯一目的就是满足自己的无聊的和无厌的欲望，他们却同穷人分享他们所获得的全部改进的产品。他们被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着去进行生活必需品的分配，这种分配差不多同假设土地在其所有居民中分割成相等的部分时所能有的分配一样；这样，没有打算去做，没有真正去做，却促进了社会的利益，为人类的繁衍提供了生活资料。”

贪恋创造了财富，尤瓦尔·赫拉利，这位新锐历史学家在《人类简史》里写到：人类全体财富的基础，就在于希望增加个人利润的自私心理。这一点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最革命性的概念，而且还不只是从经济的角度，也包括道德和政治的角度。他其实告诉我们：贪婪是好的，而且我们让自己过得好的时候，不只是自己得利，还能让他人受益。

讲过了看不见的手的概念，我们再讲一个对立的概念，看得见的手。“看得见的手”出自20世纪最重要的经济学家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指的是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

凯恩斯主义崛起于大萧条时期，当时流行的经济学思想为新古典主义主导，他们认为供给和需求能够自动地调节，换言之，如果需求减少，则供给或者价格也会相应减少，从而重新达到平衡，价格和利息率的自动调整会趋向于创造完全就业。凯恩斯的结论则是，经济中不存在生产和就业向完全就业方向发展的强大的自动机制。故而有了“看得见的手”的说法，认为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在保持供需平衡、维护经济稳定方面有着巨大的作用。

市场经济下的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主要作用是提供国家安全、法制基础；提供诸如稳定的货币供给、物价、合理的利率和汇率等稳定的宏观环境，这还不算，凯恩斯主义还强调，政府应该直接进场，对总需求进行调节。

二战及二战后相当长的时间，凯恩斯主义占据了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统治地位，西方国家普遍依据凯恩斯的理论制订政策，对经济进行需求管理， 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可凯恩斯主义人为地扩大需求，最后导致70年代西方经济出现高通胀、低增长和高失业的滞涨状态。于是西方经济学界纷纷向凯恩斯主义提出挑战，并研究替代的理论和政策。

上世纪80年代，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说在西方盛行，这正是有产者喜爱的学说。新自由主义学派强调供给，反对凯恩斯的总需求拉升国民产值的作用，主张政府最少干预下的自由资本主义经济。私有化、市场经济、放松管制，以及为富人减税等措施为其内核。里根政府上台后，最主要的措施为减税。1981年，里根政府出台了战后最大规模减税的《复兴经济税法》，措施中既包括全面降低个人所得税，不到3年的时间里税率共减25%；也包括个人收入中利息、红利和资本收益等非劳动收入的最高税率的大幅度削减；并且，厂房和机器设备折旧期全面缩短。

名义上，减税将使美国人的钱更多，从而刺激储蓄、刺激投资、刺激消费，振兴经济。但实质却是靠“富者逾富”来带动经济发展。在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看来，减税会使富人得利，而只有富人才有足够的资金去投资，并且，只有“合理”的税率才能吸引富人去投资。减税的结果是：一个年收入为1万美元的家庭，可以少交税120美元，而一个年收入8万美元以上的家庭，可以少交税1.5万美元，减税的最大受益群体为富人，富人得到的好处是普通人的几十倍。上世纪末短短几年间，美国“福布斯400富人”的个人财富数量翻了两番。

如果说里根政府的减税源起于上世纪70年代的大衰退，对刺激投资，摆脱滞胀起到关键作用，但需知，任何政策措施都应当适可而止，超出了合理的范围，走向极端只能起到相反的效果。互联网泡沫破裂后，小布什政府仍是一味减税，及至次级债泡沫破裂，政府举债的同时，国民收入结构仍得不到调整，以至于消费持续乏力。尤其是，全球化的前提下，资本自由流通，富人集聚的财富不受限制地流向新兴市场逐利，西方更是雪上加霜。对于加税会损害增长的说法，学者们举出二战期间以税养战和克林顿政府小幅度提高税率的例子，无论哪种情况均未影响到增长。可政府却在富人的游说下不停减税，足见有产者的贪婪。

可以说，正是因为西方贫富收入差距的急剧扩大，为民粹主义提供了温床，把以锈带蓝领工人代言人自居的特朗普推上了美国的总统宝座。西方的民族主义高涨，更多的源于自身的问题。自然，无论二战还是冷战，自身的问题都需要在海外找个靶子。

“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使我想起看秦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这本书给我一个突出的印象，即无论什么样的制度，实行久了都会变质。比如历朝历代，中央集权下皇帝都要防备地方官做大，于是派“巡抚”或“巡案”，可到了最后，这些本应四处督查巡视的官员却在地方渐成羽翼，割据一方。比如汉代的举孝廉制度，本义是摒除官吏的世袭，使贤能之士为国家所用，可几代官僚和地方望族的经营后，孝廉成了地方大族的专利，豪强家族得以坐大。在这部对汉唐宋明清五朝制度的研究中，凡所涉及的政治制度，无论机构的设置、赋税还是考试制度，无一不是在旧有的弊端上革新而来，但实施既久，自然又被善于钻营的利益团体利用。

世界各国的经济运行，也是同样的道理啊。

今天的信就写到这里，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