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华（黄宇 摄）

对三星堆古城址，目前有哪些基本共识？

三联生活周刊：从1986年三星堆1、2号器物坑的发现至今，三星堆遗址的考古发掘一直在进行。除对出土器物的研究之外，现在的重心更偏向聚落考古和社会考古。请你先介绍一下三星堆古城的城址是如何发现的，现在我们对古城的认知有哪些基本共识？

孙华：三星堆古城的城墙一直在地表，只是早期人们没有意识到它是城墙而已。由于有一条马牧河从三星堆遗址中间横穿而过，所以考古学家曾经一度误认为是两个遗址。

河北面的遗址区被称作月亮湾遗址，所谓月亮湾是因为该区域的那道耸立在地表的城墙拐了个弯，好似月亮，古代广汉有个景观叫“三星伴月”，“三星”就是河南面遗址区三星堆的三个土堆，“伴月”之月也就是月亮湾。这些人们可以在遗址中观察到的耸立在地表的景观，之前没有把它们跟城墙联系到一起。上世纪30年代，华西大学博物馆的葛维汉在遗址的发掘地点就在月亮湾，属于古城的北部。

河南面的遗址区过去叫横梁子遗址，横梁子是指三星堆古城南边那道外城墙。在马牧河南遗址区与河北遗址区的关联性没有被认识到，尤其是三星堆遗址周边耸立的宽大土埂的性质还没有被认识到的时候，这里被当作了一个独立的遗址。1980年后，在三星堆地点一系列考古发掘以后，四川的考古学家开始在马牧河南北展开调查，在相继确认了东、西两道城墙后，进一步确认所谓“横梁子”也是一道城墙。曾经认为的两个遗址——月亮湾和横梁子，从此被城墙围合成为一个遗址，故后来将马牧河南北两个遗址区统称之为三星堆遗址。

现在我们知道，三星堆遗址是一个拥有高大城墙的城市，不是一个普通聚落，很可能是一个古代国家的都城。三星堆遗址经历了三个时期、三个文化，从史前新石器时代末期一直到商代晚期，经历了宝墩文化、三星堆文化和十二桥文化。史前时期宝墩文化的三星堆聚落尽管规模很大，但可能还没有城墙，城墙是在三星堆文化兴起的过程中陆续修筑的。到了三星堆文化没落之后，随着十二桥文化中心遗址金沙的兴起，三星堆城里住的人逐渐减少，这个城市就基本被放弃了。

本世纪的前十年，在三星堆城西北部的青关山地点，四川的考古学家发现了大型的建筑基址，该区域的遗存现象与城西南部的“祭祀坑”区域相比，在功能和性质上有很大差异。在本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中，考古学家主要致力于三星堆城内的勘探和发掘工作，随着城内几道城墙的发现和确认，就提出了三星堆城除了有北城和南城的区分外，在北城和南城内是否还有东、西小城的分划等问题。我们现在知道三星堆有比较复杂的城市结构，而且它的形成是一个陆续发展的过程，不断地在复杂化。

三联生活周刊：在谈到三星堆时，遗址、城址、古城、古国、文化，这些概念应该如何区分？

孙华：这是不同但又有关联性的一些概念。遗址是历史上人类聚居或进行某种大规模专门活动的场所，这些场所已经废弃，原有建筑物和构筑物已大部分毁坏，只剩下一些残垣断壁，其基址还大多掩埋在地下，需要进行考古勘察和发掘才能够揭示其平面布局等信息。

“城址”是遗址的一个类型，它是指历史上城市毁弃后形成的遗址。城市是社会复杂化到一定程度后的产物，随着区域人口的繁衍和资源的紧张，聚落间人们的矛盾冲突会增加，于是产生了聚落防御的需求。在聚落周围营建了防御的城墙城壕等设施，聚落内兴建防御组织者和精英们聚集的大型建筑，周围的人们在战争时节躲进有城防的大型聚落，这些都是城市产生的一些原因。

“古城”和“古国”本来是古代城市和古代国家的泛称，被用作远古某一时期城邑和国家的专称时，“古城”往往与“古国”的概念相关联，甚至组合成史前“古城”林立的“邦国”或“古国”时期，以建构“古国”—>“王国”—> “帝国”的古代社会发展进程。

至于文化，它是一个包括了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其他作为社会成员所习得的任何才能与习惯的复杂整体，是人类社会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凝固下来的在代际传承的价值观念、社会机制和行为规则，社会的人们据此思维、交流和行为，并且产生和创造具有特征的物质制品或艺术风格。

三联生活周刊：与同时期的其他城址，尤其是具有都邑性质的遗址相比，三星堆城址是一个怎样的规模和体量？

孙华：以青关山大型建筑为行政中心的三星堆城址，面积约3.5平方公里。它的规模与同时代的城址相比，赶不上商代早中期商王朝的首都郑州商城，只比郑州商城的内城（约3.0平方公里）略大一些，却小于郑州商城的外郭城；但与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周边的商文化城址相比，如位于湖北黄陂的盘龙城遗址和垣曲商城遗址，规模又大一些。所以，就规模而言，三星堆是介于商代中央王朝首都和地方城市之间的这样一个规模的城址。

三联生活周刊：我们现知城内的大型建筑基址仅有青关山一处，基址边缘呈锯齿状，坐落在城西北高台上。它的建筑技术和格局有怎样的特点？是否可以代表早期长江中上游地区大型建筑的风格特征？

孙华：从建筑技术来看，三星堆文化与新石器时代本地的宝墩文化传统一脉相承。土筑城墙是以斜向堆土再斜向夯打的方式建造的，故城墙夯土的层理都是倾斜的，地下的基槽挖得也不是很深，跟中原地区深挖基槽、夹板平夯的夯土城墙不大一样。

三星堆城的大型建筑形态与中原地区的建筑也有所不同。中原地区采用夯土的台基，青关山大型建筑则在一个很高的台的台面上直接挖基槽，有的基槽外面有柱洞，墙体采用木骨泥墙的方式。

从建筑格局来看，中原地区的建筑群呈围院式，但在三星堆遗址中，考古学家目前还没有发现很典型的院落建筑群的遗址，因此还不好判断该文化的建筑组合。不过，三星堆建筑基址还有一个特点值得注意：中原地区的宫殿建筑都是横向布置的，建筑门道的轴线方向与主体建筑垂直；而青关山的这个大型建筑是纵向的，也就是从建筑的两个山墙的方向进出这座建筑，而不是中间。这种纵向的长屋式建筑多见于南方，比如位于浙江绍兴越王允常墓（又称印山大墓）的人字坡顶状墓室建筑，这可能是一种南方建筑的传统。

因此从同时期的城市和建筑上看，三星堆与其他地区的古代城址有同有异，某些特征与长江流域关联较大。不过，三星堆是一个复合的文化，其中一部分文化因素来自本地早先的宝墩文化，而宝墩文化又是从甘青地区（甘肃、青海）的马家窑文化和长江中游的史前文化（比如屈家岭文化）发展而来。三星堆文化还有不少来自中原的文化因素，因此我们现在看到的三星堆文化的面貌是多方面因素复合而成的。

三联生活周刊：从现在的地貌来看，穿城而过的马牧河干枯得比较严重，河道很狭窄，有些地方甚至已经完全干涸。根据目前的调查和研究，三星堆当时的环境、地貌、水系是一个怎样的面貌？

孙华：古往今来，成都平原的岷江和沱江冲积扇上的河流大多产生过不少变化，与三星堆遗址关联最紧密的河流是沱江冲积扇上的鸭子河。三星堆在鸭子河南岸，现在的广汉城也在鸭子河南岸，鸭子河的位置从古至今应该变化不大。但是，从三星堆城址中穿过的马牧河则变化比较大。在三星堆文化时期，人们是有序地管理和控制着穿越城邑的马牧河，以保障城市用水并防止洪水破坏城市。为此，三星堆的人们可能在城西马牧河的上游设立了一个分水设施，这个设施有点像都江堰那样，通过这个设施，一部分河水流入三星堆城的城内，另一部分多余的河水可以回流到鸭子河中，这样既可以防治水患，也可能使用一些水上的交通工具，运送材料到城中。被引入三星堆城的马牧河水是从当时城西面的西城墙中间偏北一点的缺口（很可能是一个水门）而入，受到三星堆南北两个小城的城墙兼河堤的约束，然后从东城墙上的一个缺口（水门）流出城外。这条穿城而过的河流，还与围绕城邑的城壕和城内的一些壕沟相连接，构成一个相对完善的给排水系统。

当三星堆城没落以后，不再有专门的机构和人员来管控这些水利设施，当这些水利工程年久失修以后，河流的洪水就会冲毁这些设施并四处泛滥。当洪水泛滥的时候，超过需求的大量河水流进城内，不仅把西城墙和东城墙的南半段冲毁，还造成了河流改道和左右摇摆，在三星堆城址内形成了很宽的河滩地，因此我们现在看到马牧河的河床是很宽且不规则的，早先并不是这样。

月亮湾城墙遗址

没有发现墓地，给研究三星堆城制造了一定障碍

三联生活周刊：目前在城内尚未发现属于三星堆文化时期的墓葬，这意味着什么？

孙华：目前三星堆研究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没有发现墓葬，没有发现三星堆文化的墓地。我们知道，三星堆文化时期是三星堆城的繁盛时期，这时期的三星堆城内应该有相当数量的人口，这些人口生前居住在城内，他们死后去了哪儿呢？三星堆城不可能没有埋葬死者的专门场所，因为在此之前三星堆聚落就有专门的墓地——仁胜村墓地——的发现。该墓地位于古城西城墙外，属于宝墩村文化聚落的一部分，出现的时间比三星堆城要早，相当于从宝墩文化向三星堆文化过渡的那个阶段。并且这些墓葬的规模颇为可观，当时的人们采用的是土葬，墓坑挖得规整宽大，方向与三星堆器物坑和建筑基址相同，坑内有木椁腐烂的痕迹，有的还会随葬玉器以及大型动物部分躯体，这些都跟三星堆形成了一个呼应。所以我们认为三星堆文化时期，三星堆城人们的葬俗有可能会延续宝墩文化的传统，当然这只是推测。

三联生活周刊：通常来看，墓葬坑的发掘，除了出土器物和进行相关器物研究，从城市考古的层面来看，它能提供哪些城市其他功能区无法提供的信息？

孙华：没有发现墓地，给研究三星堆城和三星堆文化制造了一定障碍。如果有成片的墓地发现和发掘，尤其是通过全面调勘能够掌握墓地的数量、每个墓地范围大小、每个墓地内墓葬数量、墓葬的等级规模、墓葬和墓地的文化异同、墓地延续的年代等信息，就可以对三星堆城人口的数量、人口的构成、贵族阶层和平民阶层的比例等有一些基本判断。但现在这些情况还都不清楚。而在三星堆文化之后，十二桥文化时期的墓葬就多了起来，再到后来春秋战国的巴蜀文化时期，墓葬的发现就更多了，我们对那个时期社会和历史的研究，许多信息源都来自墓地和墓葬。发现和发掘遗址的墓地和墓葬，是三星堆遗址今后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

三联生活周刊：1986年发现1、2号器物坑时，两坑的方向一致，一度引起学界极大的兴趣和热烈的争论。但一直以来，我们的研究资料只有这两个器物坑作为样本，资料不全面，不足以支撑材料的理解和解释。直到2019年底，在1、2号坑旁边陆续发现3至8号器物坑，这些坑的朝向也基本一致，具有一定的关联性。这种关联性意味着什么？与城市的整体营建有没有关联？

孙华：这8个器物坑，方向都不是正常的方向，都是斜着的，是西北－东南这个方向。而这个方向与城市的方向、城内大型建筑的方向都是一致的，包括所谓“三星堆”的那三个土堆，其方向也是西北－东南向。这些现象说明，这些器物坑不会是外来文化和外族入侵者的产物，而是本城人、本族人即本国的人们留下的。他们具有相同的方位观念，才会从排列到坑的开口都是有规则的。对于这个一致的“西北－东南”方位观念，如果判断朝向的话，更可能是朝向东南方向，也就是河流流水的方向，三星堆城大型建筑和三星堆一号坑坑口象征院落浅沟的门道方向，就是这样的。

三联生活周刊：你在谈到1986年出土的两坑时，用的是“器物坑”的说法，而不是“祭祀坑”。在其他专家的学术论著中，即使说“祭祀坑”，也多会加上双引号。我们应该如何理解这种谨慎？

孙华：这是因为学术界对三星堆器物坑的定性持比较慎重的态度，如果直接说“祭祀坑”，实际上已经把它的功能定性了，认定这些坑是基于某种宗教观念的用于祭祀目的的遗存。而在三星堆地点还没有全面揭露的时候，在还有一些器物坑没有进行考古发掘的情况下，我们对这些坑的功能本身还要做很多研究，才能做出一个最有可能性的判断。在此之前，用“器物坑”之类相对中性的词更为妥当。1986年两个器物坑出土时，坑内掩埋的很多器物的确属于宗教祭祀的像设和器具，但损坏并埋藏这些像设和器具却不一定是为了祭祀的目的，窖藏坑、墓葬坑、掩埋坑、祭祀坑的可能性都还不能排除。

三星堆博物馆内，人们根据想象复原出的祭坛场景

（文/薛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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