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释三星堆城址的“法天象地”格局？

三联生活周刊：你曾谈到三星堆的城市规划包含了一种“法天象地”的思想内涵。所谓“法天象地”，是一种比较抽象的古代思想，放在城市规划里，应该怎么去理解？

孙华：首先，在三星堆文化的早期，这种规划思想还没有形成，因为这个城市是逐渐形成、逐渐复杂化的。所谓“法天象地”的城市营建，也是在三星堆文化最晚阶段才形成的，以后的十二桥文化的中心金沙遗址和古蜀国最后的都城成都城也有所继承和发扬。我推测，在三星堆文化的晚期可能发生了一种变革，这种变革反映在城市建设上，就是把祭祀区单划出来，规划到贯穿都城的马牧河的南边，以彰显其地位。实际上彰显祭祀场所的地位，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在彰显神权贵族的地位，把这个专门的场所固定下来，就形成了一种城市的规划模式。在三星堆文化时期，这种规划思想才开始萌生和尝试使用，有可能还只是一种探索，以后就成为一种都城规划传统。这种规划思想的核心就是：都城的南部城区是神的空间，北部城区是人的空间，中间的河流成为分割和连接的要素。

这种城市空间规划可以有多种解释。如果从城市平面的功能格局看，是北部是世俗空间而南部是神圣空间，中间的河流是连接的纽带；如果把城市上南下北竖立起来看，世俗空间即人的世界就是最下面的地面空间，神圣空间即神的世界就是天上空间，两者之间的河流象征水和云气，是天上空间和地面空间的连接地带。所谓天、地、水，是古人最看重的三种元素。在平面的城市规划里，同时有天、地、水的象征，显然是一种“法天象地”的规划思想。

这种城市规划思想在古蜀国一直延续，例如金沙遗址的北面是世俗区域，南面则是一个祭祀场所，以后又延续到成都城，从成都城延续到统一后的大咸阳城。

三联生活周刊：为什么会说延续到了咸阳？成都与咸阳之间有怎样的关联？

孙华：关于成都和咸阳的关系，过去的史学家早就注意到了，东晋《华阳国志》里说成都像咸阳，或是成都、咸阳同制。由于咸阳被魏破坏得很厉害，魏之前的布局已经不那么清楚，所以历史学家就曾经试图用成都来反证咸阳的城市规划。汉代的成都是并列双城，因此有专家指出咸阳也是并列双城，但这种推测或有不妥。

首先，从秦灭巴蜀后，蜀对秦的作用以及以上谈到不同于中原的规划思想来看，不是成都学咸阳，而是咸阳学了成都。第二，成都并非并列双城，而是呈“田”字格，河将城分为南城和北城，南城、北城中间又有一道南北向的内阁墙，再分为东西两部分，只是汉代的成都没有保留南半部分——因为它不是都城——只保留了北面的两个城，因而造成一种假象，说秦咸阳和成都都是并列双城，其实更早期应该是并列四城。

但是秦灭巴蜀后，秦始皇并不满足于继承，还想有新的发展，因此他把所谓“法天象地”的城市规划进行了一些改革，更强调天，而弱化了地。他把当时横贯咸阳城的内河想象成天上的银河，所以才有汉代《三辅黄图》里“渭水贯都，以象天汉，横桥南渡，以法牵牛”这样的说法。另外秦在渭北建造宫殿，也象征着天上的紫微星，就是天地所居；又在渭南建极庙，以象天极。所有这些都和天联系在一起，把都城想象成人们能看见的星空世界，这是一个很有想象力的大胆规划，甚至超越了后来《考工记》里“法地”的规划思想。

为什么围绕三星堆会出现这么多猜测与假说？

三联生活周刊：我们现在看到的三星堆城市格局最终形成于三星堆文化晚期，但不久这个城市就被废弃。有关三星堆消亡的原因，有很多不同的推测，对此你的看法如何？

孙华：在2001年金沙发现以前，很多人都认为三星堆是突然消亡的，可能是外敌入侵导致这个古国发展的中断。但现在看来，古蜀文化的传统并未中断。有很多迹象表明，三星堆文化末期发生了一些大的变故，比如两个器物坑的出土文物中，有不少砸过或烧过的残损痕迹，因此产生了几种三星堆王国消亡原因的假说。第一种常见的说法认为，当敌对国家或族群攻破三星堆王国的城池后，烧毁了宫殿神庙，掠夺了城内的人口和财富，导致城市衰退和王国灭亡；第二种说法认为，是洪水等灾变迫使三星堆人放弃三星堆城，迁居外地；第三种观点，也是我个人的观点，我认为三星堆王国的衰亡是内部冲突所致。由于三星堆王国的统治阶级是由辫发和笄发（根据出土青铜人像发饰判断，分别代表神权贵族和世俗贵族）两个族群联合执政，在这样一个古代国家里，联合执政意味着一种平衡，这种平衡一旦打破就会出现问题。在三星堆文化晚期，恰好出现了宗教被过分强调、财富被集中到神权贵族这一方的现象，打破了早先的权力制衡，最终导致内部冲突。在这个内部冲突中，城市破坏严重，神庙被烧毁，神庙中的大量器物被毁坏。新政权稳定之后，鉴于三星堆城以及城内建筑受到严重破坏，于是便选择了一个更好的地方，也就是岷江冲积扇下的成都平原中心，也就是金沙遗址的位置，建立了一个新都城，开创了一个新时代。从地理区位来说，三星堆的位置在成都平原相对偏北，金沙的位置才是成都平原的中心。这个“内部冲突说”也只是一个推论，金沙延续了三星堆王国主要人群和传统，但在金沙遗址出土的文物中，我们已经看到辫发的世俗贵族掌握祭祀权力的迹象。金沙王国很可能出现了辫发贵族阶级单独执政，一统天下的局面。

三联生活周刊：为什么围绕三星堆会出现这么多猜测与假说？即使在学界，有关三星堆的争议也很大，比如基础的分期与命名，至今仍无法达成相对的一致，其原因何在？

孙华：围绕着三星堆遗址和三星堆文化出现一系列猜测和假说，这与三星堆两个掩埋了大量珍奇文物的器物坑的发现是分不开的。这两个器物坑出土的铜神像、铜人像（其中不少是铜、木复合的神像和人像，木质的身躯已经不存）、铜神兽、铜神树、铜祭器、铜礼仪用具，以及黄金、玉石、象牙等质料的器物，有许多在过去从来没有见过，给人以很强的视觉冲击力和吸引力。无论是学术界的学者还是社会公众，都对三星堆发生了浓厚的兴趣。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三星堆遗址的考古由于是连续性的，工作不断开展，资料不断积累，人力资源不足，整理工作滞后，现在的研究者能够使用的考古资料，除了《三星堆祭祀坑》的报告外，就只有1934年、1963年和1980年三次考古发掘的简报和报告，以后的资料一直未能整理发表。考古学者都很谨慎，一分材料说一分话，不妄作引申和演绎，一些涉及三星堆人和文化的来源和去向、与古代蜀国的关系、三星堆人的族属、三星堆国家的性质和特点、三星堆人的宗教观念等问题，考古学家多持小心假设和小心论证的态度。这种状况可能引起了一些急切想知道结论的公众的不满，他们也根据他们所知的有限的信息，对三星堆的相关问题提出了多种猜测。围绕着三星堆出现那么多假说和猜测，其原因正在于此。

关于三星堆认识的歧异还有一个原因，这就是三星堆两个器物坑的器物十分残破，其原先的组合关系、种类数量、完整形态等都不是特别清晰，需要进行细致漫长的拼合复原和修复研究，才能提供相对完整的信息。由于我们研究者和公众关于三星堆的信息主要都来自这两个器物坑的文物，文物的不完整性导致提供的信息也是破碎的，在连缀这些破碎信息过程中自然会出现种种的连缀方式，这也是三星堆认识还存在一些分歧的原因。

三联生活周刊：你在2003年主编了一套5册“三星堆文明丛书”，系统全面地介绍了当时学界对三星堆的研究，其中有两册是西方学者和日本学者对三星堆的研究和解读。与国内一线考古工作者和国内学者相比，海外对三星堆的研究持怎样的态度？他们关注的重点与国内有哪些区别？近年来又有哪些最新的研究成果和观点？

孙华：由于三星堆遗址的考古资料公布较少，目前关于三星堆的历史信息主要来自两个器物坑中已经修复的文物，国外学者比中国学者（尤其是参加过三星堆遗址考古的学者）更难以把握第一手资料，他们中间有些学者主要是通过自己观摩出国展览的三星堆文物，从中发现和提取相关信息。出国展出的往往是艺术精品，因而国外关注三星堆和研究三星堆的主要是东亚艺术史家，其次才是考古学家。由于日本的中国上古史研究具有与中国相似的史学传统，因而也有日本史学家结合蜀国古史传说对三星堆文物进行研究的例子。西方学者比具有“史学取向”的中国学者更加小心审慎，他们主要关注遗迹现象和文物本身的分析，基本不做推测和假说，以至于有中国学者还认为，看了外国学者研究三星堆的论文，总觉得有点隔靴挠痒之感。由于新世纪以来有关三星堆遗址的考古材料公布很少，国外关于三星堆研究的热情也有所下降，相关研究比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更少了。

不过，我相信，随着三星堆遗址新考古报告的即将出版，随着三星堆几个新器物坑的发掘和新信息的发布，三星堆研究一定会出现一个新的热潮。

（文/薛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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