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期货市场技术分析》这本书，我们管中窥豹，看到了上世纪70年代从技术指标分析发端的量化交易方兴未艾的盛况。然后我们看到了1987年股市的大崩盘，一天之内股指跌去了21%的惨剧。据后来的多方分析，这是一场踩踏事故，市场最初的下跌触发了交易系统的连环止损指令。所以说，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

在《投机智慧》这本书里，提到了一个电脑程式买卖高手艾西高达，他的经历大致代表了那一代量化交易者的历程，1970年代初艾西高达在一间大型经纪行工作，他自行开发了一套电脑买卖的程式系统，由于管理层希望他加快下单频率多赚佣金，其成绩并不理想，艾西高达于是自行创业，根据自己设计的电脑买卖程式系统作出决策。由1972年到1988年成绩超人，他代客理财买卖期货，以其中一个户口为例，5000美元开始，至1988年为止，增长超过2500倍。在此期间，艾西高达管理的基金长时间的高速成长，似乎尚无其他炒家可以与之比拟。 

访谈中，艾西高达坦言，他设计的第一套程式买卖系统，受到的是唐志仁五日与二十日平均线交叉系统和周买卖制度的启发。也就是说，其第一套电脑程式买卖系统的平均线作为设计的基础。不过，原始的买卖系统极为简单，不容许作出越轨行为，因此经常出现个人的灵感与电脑的讯号互相矛盾的情形，令艾西高达感到非常困惑。经过修改的电脑程式买卖系统加入了杰出炒家的买卖规则，于是变得得心应手。

艾西高达总结出的买卖经验包括五个要点，这里摘录出来：第一，减低损失，尽早投降。 第二，赢要赢到尽，有风驶尽帆。 第三，减低入市筹码。 第四，遵守纪律。 第五，在适当的时间修改买卖规则。 

这算得上是量化交易的最初阶段。如今，量化交易早进入到对市场中任何波动特征都予以分门别类、发掘规律的阶段。比如如果一个市场“一年之中有很多天股指期货价格波动率超过3%”，就可能激发基金经理设计出在波动率比较大的交易日判断好方向，加大仓位，在其余交易日控制亏损的方法。基金经理打开他的电脑，建立模型，写代码，做测试；看看自己能否利用到这个大波动的市场，在大波动中获利，小波动中规避风险，一年中稳定地盈利，一套量化交易系统就出现了。这还只是当下量化交易中比较简单的操作。

量化交易令我们感受最深的，恐怕要算2015年披露出来的高频交易事件。两名俄罗斯人经营的高频交易公司伊世顿在中国期指市场空手套白狼，两年多时间，以不到700万资金起步赚到20亿元人民币。他们凭借的高频交易是什么独门秘籍？中国市场难道就是遍地黄金？警方在警情通报中语焉不详，至今也没有一个答案。

高频交易顾名思义，以速度和数量取胜，在许多情况下都是在买卖盘之间微中取利，或者在指数ETF之间寻求套利。市场中哪怕有一丝一毫的无风险套利空间，都躲不过高频交易的扫描，都会被涌入的交易迅速弥合。高频交易公司通常的做法是海量下单，利用速度和系统方面的优势，进行早于市场的超前交易，虽然每笔交易盈利甚微，但当每日交易达到几百万次时，利润便急剧放大，而这基本是零风险的。高频交易的超高胜算其实有着严谨的概率基础，只要保持每笔交易51%以上的胜率，当日盈利概率将达97.8%；一天交易10万次，盈利概率就接近100%。 

此前，投资者普遍担心当个人投资者输入买入指令，这个指令传达到交易所的同时会被高频交易员获取，知道了潜在客户的交易计划，代理服务器会抢在个人投资者之前买入这只股票，几毫秒之后，高频交易员再将这一股票加价卖给个人投资者。2009年，美国证监会已经明令禁止了此种行为。2000年前后，美国各个交易所开始以最接近1美分的单位而不是以十六分之一美元为单位报价，从而造成买盘报价和卖盘报价之间的价差进一步缩小，早就迫使靠这些价差赚钱的交易商寻求其他交易方式。 

海外，非但政府实施监管着高频交易的行为，一些民间人士亦参与监管，对可疑报单予以举报。管理者与公众的监视下，高频交易的获利空间被挤压，很难有伊世顿那样的暴利了。2015年4月，全球最成功的高频交易公司之一的Virtu Financial Inc.成功上市，这是一家利用高速计算机在200多个市场买卖股票、债券、货币和其他资产的金融公司。在2009年至2013年的1238个交易日里，Virtu Financial仅有一天出现亏损。在IPO招股书披露，2014年，该公司的全球所有资产类别平均每日交易530万次，盈利达到累计持仓的49%。 

可在中国，高频交易却处在灰色地带。2013年8月份光大乌龙指事件，让很多市场人士对高频交易谈虎色变。严格地讲，那次批量买卖很难被界定为高频交易，A股交易实行严格的T+1交割机制，当天买入第二天才可以卖出，对于高频交易商，一晚上行情的不连续构成了致命的危险。另外，高频交易对交易数据的要求非常苛刻，需要精确至毫秒，目前国内所有交易所的数据披露都不能达到国外对高频交易的要求。倾向于散户的监管也制约着高频交易大举进入国内市场。 

证监会对A股投资者的过度保护却埋下了隐患。股指期货推出，资本市场第一次具有了做空功能，划时代的变革面前，A股交易制度却未改变。一个T+0，一个T+1，两个市场于是形成了难以弥合的矛盾，套利空间也由此打开。股票不能快速交易，短线客于是拥挤于股指期货，使之高度投机化，如一个品种有一万手的持仓，一天之中竟可能有10万手的交易量，意味着一手合约一天共4个半小时的交易时间内可能倒手10次。伊世顿这个初出茅庐的高频交易商之所以冒着禁入的风险来交易，恐怕还是被这里的“高频次”吸引过来。A股投资者的高频全在于心手的配合，是一群全球最嗜赌的投机者，用他们的贪婪和恐惧创造的资本市场奇迹。伊世顿的优势在于程序化高频交易，以人的智慧加上机器的纪律，自然完胜中国的投机者。伊世顿“狼入羊群”，尚未比赛，胜负已分。 

谈过了国外，再说说国内正规的量化交易基金。国内量化基金出现较晚，2004年12月才出现了第一只套利策略基金。2010年，沪深300股指期货上市，量化基金终于具备了可行的对冲工具，各种量化投资策略如alpha策略、股指期货套利策略才真正有了大展拳脚的空间，此后量化基金才大爆发。A股市场有效性偏弱，市场上被错误定价的股票较多，这是量化基金发展的基础。

真正使量化基金深入人心的还是“股灾”。2015年A股经历了过山车的行情，出现了罕见的巨幅震荡，可这一年量化基金几乎全面盈利，41只可供统计的主动型量化基金中有38只收益为正。令“量化”泯然众人的事实还包括，业绩超过20%的有30只基金，占比达7成以上。进一步来看，净值增长前三名的基金收益都超过80%，分别是申万菱信量化小盘、大摩多因子策略、长信量化先锋A。而这一年，沪指年涨幅仅9.41%。经过了两年的验证，量化基金相对于“人工”基金的优势似乎越来越明显，以至于在年初的基金推介中，很多分析师不约而同地向力求稳健且渴望高收益的投资者推荐了量化基金。 

使得量化基金崭露锋芒的，或许是它们跨市场操作战略，比如2015年虽然是大盘股的震荡年，就创业板而言却仍是十足的牛市，该年创业板指以9倍涨幅完胜大盘，年涨幅达84.41%。这样一个妖股倍出的时代，正适合量化策略大显身手。

2016年，A股市场的整体表现低迷，上证综指全年下跌12.31%，创业板指跌幅更达27.71%，2800余只股票中，取得正收益的股票数量不足四分之一。可在这样一个一片哀鸿的资本市场，主动型量化基金的平均收益－1.12%，使投资者的损失远低于普通股票型基金和偏股混合型基金的－11.25%和－13.71%。

可到了2017年，新股发行常态化以后，“注册制”不宣而战。这期间投资策略斗转星移，牛市中一战成名的量化基金败下阵来。量化基金整体弱势，走势甚至赶不上大盘，多家量化基金不得不延长了募集期。

A股政策市，基金经理调试电脑系统却需半年乃至一年一次，还需保持策略的连续性，如此观之，基金经理再勤奋，计算机发掘规律再快速，也赶不上监管层拍拍脑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