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财富是从哪里来的？《国富论》是现代经济学的开篇之作，这本书的完整的题目就是《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在亚当•斯密看来，国民财富就是生产出来的商品总量，是由劳动创造出来的。

提升财富的途径有两条，第一是提高劳动生产力，第二是增加劳动者人口，增加总人口中从事生产的劳动者人数。这点不仅斯密这样看，也是现代经济学家的共识。

《国富论》以分工为起点，第一章就是“论分工”。斯密举的最著名的分工的例子是制作扣针。斯密说：一个劳动者，没有受过相当训练，纵使竭力工作，也许一天也制造不出一枚扣针。但按照现在经营的方法，不但这种作业全部已经成为专门职业，而且这种职业分成若干部门：一个人抽铁线，一个人拉直，一个人切截，一个人削尖线的一端，一个人磨另一端，以便装上圆头。要做圆头，就需要有二三种不同的操作。装圆头，涂白色，乃至包装，都是专门的职业。这样，扣针的制造分为十八种操作。有些工厂，这十八种操作，分由十八个专门工人担任。固然，有时一人也兼任二三门。斯密见过一个这种小工厂，只雇用十个工人，因此在这一个工厂中，有几个工人担任二三种操作。象这样一个小工厂的工人，虽很穷困，他们的必要机械设备，虽很简陋，但他们如果勤勉努力，一日也能成针十二磅。从每磅中等针有四千枚计，这十个工人每日就可成针四万八千枚，即一人一日可成针四千八百枚。

分工提高劳动力操作熟练程度；强化劳动力技能；同时增强劳动力的判断力，总而言之，分工促进劳动生产力的提升。如今的经济学家，当在论及劳动生产率的提升的时候，已经不再局限于分工，因为分工已经是现代制造业的基本运营方式，自福特发明了生产流水线开始，其强大的竞争力就在现代制造业中无往不胜，成为标准，不容置疑。如今机器智能化，定制式制造、立体打印等更先进的生产力出现了，但也不能就此否定分工于制造业的划时代的意义。

判断一个企业、一个国家的竞争力，其实随便走进这个国家的一个生产单位，就能有个直观的认识。我曾经到北朝鲜去旅游，有幸见识了平壤最大的农贸市场，很吃惊的发现，那里的柜台和我们的农贸市场很相似，一行一行的柜台导引着人流，上面放着蔬菜水果肉禽等各种商品，与我们这里不一样的是，他们哪儿的经营者一律是上了年纪的女性，这给人的感受是，那里一定是个劳动力比较稀缺的国家，只有快退休的人才出来干这些不是那么重要的小商小贩的工作。可走近了一看，每一个摊位后面都站满了人，他们可不是一个人管一个柜台，而是一个人只经营眼前的一小片柜台，有人只卖几块肉，有人是一小堆蔬菜。每个人所占有的商品规模，非常像咱们这里的农村集市里只出售自产的一点儿农产品的农人。一个农民房前屋后种点蔬菜，他的生产力能有多少呢？在美国，2%的人口是农民，他们不仅养活了全美国3亿多人口，还向海外大量出口农产品，美国堪称全球最大的农产品出口国，生产力层面的差距，岂止相差一个数量级，百倍恐怕都不足以描述这种差距。

衡量一个国家，一家企业的生产力水平，关键的参数是劳动生产率，劳动生产率是指劳动者在一定时期内创造的劳动成果与其相适应的劳动消耗量的比值。简单地理解，劳动生产率水平可以用同一劳动在单位时间内生产某种产品的数量来表示，单位时间内生产的产品数量越多，劳动生产率就越高。

全员劳动生产率指根据产品的价值量指标计算的平均每一个从业人员在单位时间内的产品生产量。它考核企业乃至国家经济活动的重要指标，目前我国的全员劳动生产率是将工业企业的工业增加值除以同一时期全部从业人员的平均人数来计算的。计算公式为：全员劳动生产率=工业增加值/全部从业人员平均人数。

为什么只考虑工业呢，而不是第一产业或者第三产业呢？在国际上也如此，通常以第二产业（即工业和建筑业）的劳动生产率作为标准。第一产业是农林牧副渔等与资源打交道的产业，受制于各国的土地禀赋，如日本韩国欧洲等人口密集的国家，与美国澳洲加拿大等地大物博国家，资源禀赋不具有可比性。也只有工业制造代表的第二产业资金和产品相对自由地流动。而第三产业主要以服务业为主，服务业的人手，做的是很少能利用上工具的体力活，没有办法加杠杆，所有地方的效率也就差不多。

当一个工人驾驶起重型卡车、而不是牛车马车，他的生产力就飞跃了。类似的，自动化车床、爆破装置等等都给曾经一切都靠双手的我们带来生产率的质变。进入二十一世纪，中国制造业快速崛起，汽车、高铁和机器人等提升人类效率的机械和工具大量渗透到企业工厂和社会的各个层面，但这一过程中，尤其是人口红利没有挖掘完的2012、2013年前，因为劳动力价格便宜，廉价劳动力仍是中国制造的最大优势，故而我们人均占有的机械工具并不多，专业地表述，人均占有的资本并不多。中国的劳动生产率如何呢？国家统计局曾发布报告称，2015年我国单位劳动产出是7318美元，低于世界平均水平18487美元，与美国的98990美元相比，差距更大。这意味着我国劳动生产率水平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40%，是美国的7.4%。此消息一公布，曾引来社会关注。大家都觉得不可思议。

但实际情况的确如此。几年前，我国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仅高于印度、巴基斯坦等落后国家。相对于发达国家，除了约是美国的1/18，我国的劳动生产率是英国的1/16，日本的1/15，德国的1/13，法国的1/13。相对于新兴国家，我国的劳动生产率大约是新加坡的1/14，韩国的1/7。相对于发展中国家，我国的劳动生产率大约是巴西的1/12，墨西哥的1/5，马来西亚的1/3。

当然，作为世界工厂，中国的劳动生产率增速是最快的。1996年到2015年的20年间，中国的劳动生产率年平均增速为8.6%，大大高于1.3%的同期世界平均水平，明显高于美国1.6%的增速。

提高国家层面的生产率，除了通过技术进步，另一个途径是通过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实现配置效率的提高，对中国，当一多半的人口从农业向着更高效率的工业生产转化，这个过程便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生产率提升的动力。

现在的问题是，城市化进程还有多少潜力呢？按发达国家的经验，城镇人口达到70%，城镇化进程才减速，中国城镇化率2017年末为58.5%，尚有相当的提升空间。

今天的信就写到这里，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