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西大学博物馆

如今从四川大学华西校区东门一进来，有两栋几乎一模一样的建筑，右手边是当年华西大学的校办公楼怀德堂，左手边则是大学博物馆。博物馆外观是仿唐代的歇山式屋顶，进到屋内，却发现与穹隆连接的空间宏大宽敞，有种教堂式的肃穆。踏上木质楼梯来到二楼的环形走廊，屋梁之上错彩镂金的装饰画充满中式元素，而半圆形券的拱柱上则刻着美国的雄鹰浅浮雕。40年代梁思成来华西大学时专门参观过这幢建筑，并在他的《中国建筑史》里对英国建筑师荣杜易（Fred Rowntree）的设计做出过评价，认为这种糅合中西建筑的探索之作在手法上并不成熟。

20世纪初，成都在逐渐成为华西传教中心的同时，美、英、加三国的五个差会联合创办华西大学，旨在“借助教育促进基督教事业”。大学行政管理设置则仿照牛津、剑桥大学的体制。当时在四川的一批医学、教育传教士会聚到华西大学任职教师，该校就这样成为20世纪初华西边疆研究的学术重镇。

华西地区独特的人文地理环境，使他们相信此地大有可供研究的地方。华西大学首任校长毕启（Joseph Beech）曾说，“由于冰川运动在美洲大陆和欧洲毁灭了很多植物和动物，我们只能从化石中知道它们，但在华西则完全不同，西北高山和横断山脉使这里具有亚热带气候，谷深山高使各种动植物能生存下来，是研究动植物和人种学的宝库”。1914年，华西大学美籍教师戴谦和（D.S. Dye）受校长之命建立华西大学博物馆，“收集有科学价值的物品”。

不过当时因为受资金限制，博物馆没有能力收购藏品，戴谦和只能靠自己的人脉到处说服在四川的各国传教士捐赠藏品。戴谦和本人虽在华西大学教地质学，但他自己喜欢中国传统窗格，收藏过一大批，他的夫人喜欢观鸟，捐给博物馆很多鸟类标本，英国传教士叶长青（J.H.Edgar）是华西石器最早的发现者之一，陶然士（T.Torrance）则是当时唯一研究羌族的西方人，也是确认汉朝中国崖墓的首位外国人。这些传教士向博物馆捐赠过很多自己在中国发现、收购的青铜器、陶器和瓷器，也将自己以前在其他地方的收藏拿出来，葛维汉也在捐赠者其列。这些捐赠构成了华西大学博物馆丰富、独特的数千件馆藏。

金面罩（蔡小川 摄）

1929年，华西大学博物馆获得了哈佛研究学社的基金资助，戴谦和于是萌生了请葛维汉来当博物馆馆长的想法。在一封1930年给戴谦和的回信中，葛维汉说华西地区的少数民族文化正在面临消亡，因此应该建立一个以人类学、考古学为基础的博物馆。1931年，葛维汉返回美国，先在芝加哥大学师从柯尔（Fay-Cooper Cole）学习考古学，随后又在柯尔的推荐下去哈佛师从胡顿（Earnest Albert Hooton）学考古和人类学。两年后葛维汉回到成都，正式出任华西大学考古、艺术和人类学博物馆馆长，同时开始在华西大学文学院教授文化人类学和考古学。他举家从叙府搬到了成都，在这里一直住到1948年退休回国。

四川大学博物馆（华西大学博物馆即其前身）研究员谌海霞告诉我说，如今四川大学博物馆还完整地保存着葛维汉当年制作的各式档案资料，极其完备，每件藏品流传有绪。总账本记录着每件藏品的详细资料，年代、编号、采集人、采集地、描述、捐赠人，甚至还有照片以及一段中英文描述，这样厚厚的账本有14本，每一本几百上千页。除了账本，还有1.9万多张分类卡，里面同样有着详细的说明，并且检索方便。

不过当初这项工作太过繁杂，葛维汉便向学校董事会提出申请，增派一名助手来配合他的工作。同年在华西大学中国语文系毕业的林名均成为他的助手，直到林名均1945年离开博物馆，十余年里两人成了工作和学术上的良师益友。葛维汉称刚到博物馆的林名均是“未经训练的中国秘书”，言语间曾透露着对林名均的失望。葛维汉让他进修自己为华西大学讲授的考古学、文化人类学课程，带他去成都琉璃厂考察和收购器物。尽管缺乏现代考古学和博物馆学的专业知识，但林名均国学基础深厚，擅长考据，编制馆藏目录时，葛维汉撰写英文部分，让林名均编制中文部分。

青铜怪兽（蔡小川 摄）

青铜铃（蔡小川 摄）

与此同时，卖古董的圈子里开始流传着外国馆长要买文物秘密送去外国的传说。为了打消这些怀疑，葛维汉邀请成都各界名流来参观博物馆，请他们吃饭。博物馆出不起钱，葛维汉就把人请到自己家里。胡根戴克对我回忆说，他的祖母，也就是葛维汉的妻子艾丽西亚厨艺名扬当地，名流来家拜访，她总能奉上一桌丰盛的宴席，她雇当地厨师，再教他们怎么做西餐，从他们家出来的中国厨师都有了名，搞得成都其他传教士们总想挖走他们家的厨师。胡根戴克现在还留着自己母亲复制的当年祖母的菜谱，上面既有中国菜，也有美国菜，以及自创的中西融合菜。

“祖父是个非常乐于交际的人，他非常喜欢中国人，”胡根戴克对我回忆说，“有一次他回美国的时候，他说他觉得美国人太无趣了，太严肃，都不开玩笑，而中国人就风趣幽默很多，和他们在一起，常常能听他们讲好玩的笑话。可能是当时中国社会生活艰难，在充满不确定的危险环境里，幽默也不失为一种令人放松的法子。”

葛维汉也邀请平民百姓来看展览，并亲自担任讲解员，向他们解释这些藏品的教育意义，并承诺所有东西都将永远保存在四川人的博物馆。不久之后博物馆就变得极受欢迎，成为当时西南地区最为著名的博物馆之一。

当然，他也没有忘了考古。在美国系统学习了考古学之后，回到中国的第一次考古发掘就在华西大学附近，他在学校南大门外30里处发掘出了宋代老琉璃厂窑址。随后他又在整理博物馆馆藏时，发现了燕家院子出土的玉石器，当即认定很具有考古价值，便带着林名均去了广汉，第一次三星堆考古发掘就此开始。

漫长的等待

重新翻看葛维汉撰写的发掘简报，依然极其震撼。他在文章中附上了几张手绘的地图，十几幅发掘时拍的照片，发掘现场图表、地形图，标明发现陶器碎片的地层图，以及每一件出土器物的详细图画、描述、尺寸。

他借鉴从哈佛大学学来的考古学方式，动员华西大学各领域的专家来协助记录。作为华西大学地质学家的戴谦和用测径器测量了这些出土玉石器的硬度，并在低焦强度透视镜下对其纹饰做了记录，在玉刀、玉剑和玉凿上发现有金属线锯刻划的痕迹，与周代使用的方玉、玉璧、玉剑和玉凿的纹饰相似。华西大学化学系的柯利尔（H. B. Collier）对出土的陶钵碎片进行了详细的化学分析。成都加拿大学校校长黄思礼（L. C. Walmsley）是一位美术家，与葛维汉一起用标准色素图鉴定出土陶器的颜色。林名均则与葛维汉一起修复了一些出土陶器，他们发现，这些陶器与河南仰韶遗址出土的器型相似，只是略宽一点。

他们比照中国考古学家李济撰写的《安阳发掘简报》第一部分，发现广汉与殷墟出土器物中存在着相同的绳纹纹饰，据此认为，广汉文化与中原和华北地区的史前文化有明显的文化传播上的联系。不过当时葛维汉也清楚，殷墟与广汉文物的明显区别在于，广汉没有像殷墟一样出土大量的青铜器、甲骨文、骨器。

葛维汉让林名均草拟了发掘简报，还请他给郭沫若写信介绍发掘成果，这样林名均不仅成为参与发掘三星堆遗址的第一位中国人，也因与郭沫若的学术通信而备受国内学界关注，为他之后代表华西大学博物馆参加40年代冯汉骥、吴金鼎主持的王建墓发掘打下了基础。在回信中，郭沫若说：“我希望将来你们在这项工作有较大的进展……谨记着要迅速地进行发掘，探索四川史前文化，包括民族、风俗习惯以及认清他们与我国其他地区的文化接触。这些是极为重要的问题。”

遗憾的是，三星堆自1934年首次发掘以后，就长期停顿了下来，不像安阳殷墟那样，发掘工作不断地进行。这使得人们对三星堆遗址和三星堆文明的认识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处于停滞不前和发展缓慢的状态。

随着1933年起开始陆续实施的《古物保存法》，外国人被禁止在中国进行挖掘考古工作，自此之后，葛维汉无法再申请到发掘遗址许可证，不过当地方修建公路或机场遇到古遗址时，地方政府会指定他去做考古挖掘，政府保留发现的文物，而葛维汉可以根据这些文物撰写考古报告。

除了去华东长途游历途中参观了安阳殷墟，并不时组织华西大学博物馆收购古董市场上的文物样本以外，葛维汉不再从事考古方面的工作，他的兴趣再次转移，将大部分时间都花在对川苗和羌族山村的考察上。此后他多次深入川苗和羌族地区进行人类学考察，学语言、观风俗，与当地人交朋友。他还将苗人歌手带到成都，让音乐家把他们的音乐记录下来。他也研究四川的彝族倮倮的语言、音乐，以及他们的喝酒习惯。

中国随后进入全面抗战时期，他也不可避免地被裹挟在洪流中。他在美国休假时发表演讲呼吁美国政府停止向日本运输战争物资，在回成都的路上困难重重，最后是华西大学博物馆的同事苏利文（后来成为研究中国艺术的著名汉学家）开着卡车走滇缅公路将他带回来。后来他又受当时中国政府之命去山里捕捉大熊猫，作为礼物以促成美国对中国的援助。珍珠港事件之后，他在华西大学的家成了英美军人避难所，昔日负责招待宴会的妻子照顾着大家。

与此同时，葛维汉1934年对三星堆首次发掘后提出的“广汉文化”概念正在不断发酵。在郭沫若和徐中舒之后，顾颉刚梳理了当时所记有关巴蜀的多数材料，首次提出“巴蜀文化独立发展说”，认为巴蜀融合中原文化是战国以来的事，并提出了中国文明多元起源的问题。1941年卫聚贤通过对巴蜀青铜器的研究，提出“巴蜀文化”命题，进一步引起学术界热烈论辩。林名均则在与葛维汉一起发掘三星堆十年之后撰文，提出广汉文化分期的观点。自此，对巴蜀文化的讨论便不再只拘泥于传统考据学框架，一批著名学者纷纷加入讨论，以考古材料印证、补充或纠正文献材料，并首次将巴蜀作为独立发展起来的古国来加以看待。

50年代起，“资阳人”、“巫山人”、广汉三星堆、成都金沙遗址等考古新发现陆续出现，成都平原巴蜀考古的序幕才算正式拉开。

不过这些葛维汉都没有参与。1948年，他从华西大学退休，在参加了17场告别会后，他沿着长江顺流而下，到达上海后乘船回国，结束了他在中国度过的38年生活。在美国科罗拉多州恩格伍德镇，他利用自己在中国搜集的丰富材料和研究成果，安心写作。

当年他在苗寨收集了苗族歌谣和传说故事700多个，他将其中659个译成英文，发表了《川苗的歌曲和故事》。1952年，他因《中国西南部羌族的习俗和宗教研究》获得古根海姆奖。1961年，他去世两个月后，他的最后一部著作《中国西南的民间宗教》出版，书中有他在宜宾、成都、乐山、雅安、夹江等地做过的庙宇调查，研究过的四川、西藏东部和云南汉、苗、彝、羌和藏族的宗教，以及他与很多方丈、道士、喇嘛、活佛和平民的交谈记录。

两年后，1963年，四川大学历史系等单位在冯汉骥教授带领下再次发掘了三星堆遗址的月亮湾等地，认为三星堆遗址可能是古代蜀国的“中心都邑”；再过20年，三星堆遗址迎来了真正意义上的全面发掘。

（参考资料：《葛维汉民族学考古学论著》，李绍明等编；《发现边疆：华西边疆研究学会研究》，周蜀蓉著。感谢实习生杨雯对本文提供的帮助）

（文/张星云）

一起走进神秘的三星堆

探访古蜀文明